凌宗伟：网络时代如何重建师生关系

    上海发生的“打伞门”炒的很热，也吵得相当厉害。我的一篇短文《实然的师生关系下，你还就不能让学生给你干这干那》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我们或许对这件事情本就不应该过度解读，过度的解读无论是站在那位孩子还是老师的立场来看都不是一件好事，过多的舆论关注，只会给当事人蒙上难以抹去的阴影。我们需要反思的，恐怕不是谁对谁错，更需要的倒是看看我们自己在处理这特定的教育关系时要注意些什么，而不是抓住一个机会秀一下自己与学生的恩爱，将自己置于某个道德的制高点上。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教育的价值》中说：“教育的普世性意味着：把人类事实——语言的、理性的、艺术的——放在前面；在开始强调地方特性之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或予以重视，在教育及发展过程中不会事先排除任何人”。“它会进行筛选，它会进行核准，它会进行预估，它会进行说服，它会进行赞扬，它会进行抛弃。它会尽力去支持某一类型的人反对其他人，支持某种公民模式，支持某种劳动力支配，支持某种心理健康标准，这并非独一无二的可能，而是它被视作更适合其他人”。“教育是反对听天由命，而不是为受教育者安排指定程序”

　　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区分了三个事实的概念：经典事实、数据事实和网络事实。所谓经典事实，就是出现在书本上的事实，是由部分人为我们选择和组织的事实，数据事实依然遵循着这样古老的战略，即限制知识。也就是说这两类知识往往是单一的，孤立的。但是，在网络时代，只有谈网络化的事实才可以说得通。“如果你想让一个事实为人所知，你只要将事实与事实来源链接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除非你需要特殊的理由不让你这样做”。“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当事实真的自相矛盾时，至少有一个事实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恰恰是“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做不到的。许多案例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如果不重视网络对人们的影响，同样是会出问题的。

　　香港学者梁光耀先生在《图解实用伦理学》中谈及“道德概念、判断和论证”时说到这样两个概念“对确论证”和“不对确论证”。对确论证强调的是前提对结论的支持是百分之百，不对确论证的前提全部为真，但结论可能有假。“很多政客的宣传都会用这种方式，即前提是大家同意的，但跟结论没有关系”。“一般缺乏思考方法训练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些论证，因为心理上会先考察前提的真假”，正因为如此，我们往往不会去分析前提与结论之间的相关性。学生给我们倒水，学生给我们擦汗，学生送我们到车站，学生给我们搬家了等等的现象，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本就是真实的，但这真实，是不是可以推导出不必考虑具体的天然条件和场景下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不能较真的，谁较真了，谁就成了对立面。

　　在大数据时代，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是看管，所有的事实都是相连接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网络的喧嚣中保持真实。

　　迈克·贝克特尔在《不为他人抓狂》一书中谈及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时说：“奇普希思和丹·希思在他们的著作《瞬变：如何让你的世界变好一些》中运用了骑大象的比喻。骑大象的人代表着理性对他自己想往何处去有着自己的决定，而且，这―决定是以分析为依据的。他的结论合理，而且，他手头拥有一些数据来支持这些结论。但是大象却代表着情绪，骑大象的人也许能在短时间内通过猛拉缰绳用理性来驱使大象，但很快，他的这种努力变得越来越艰难。到最后，大象只按照它自己的路线来行驶，不再顺从骑大象的人的驱使。太多的时候，大象战胜了骑大象的人，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情绪战胜了理智。对我们来说，只有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想变成什么人，并且在那一方向之中做出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选择时，作为骑大象者的我们，才有可能战胜大象”。

　　陆有铨、杜成宪等主编的《新视野教育丛书·当代教育伦理学译丛》总序中说：“社会转型期我国教育领域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道德或伦理问题，实际上，不仅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教师的职业操守，需要从伦理层面进行审视，而且包括国家或地方所推行的各种教育政策和制度，学校层面推进的各种改革举措，都不能仅仅只是在‘有效’‘效益’或‘效用’的框下进行评判，还需要接受是否‘公平’、‘是否公正’、‘是否尊重学生的权利’之类的正当性质询”。斯特赖克和索尔蒂斯在《教学伦理》也出：“人是自由、平等的，因此人有权利获取同等的自由和受到同样的对待”，“人们是需要关注细节的，公开的批评和对话对于避免出现不关注细节的现象是很重要的”，“对各种不同的声音保持敏感，要小心谨慎，不能将我们的特殊性当着普遍性来看”。

　　笔者觉得，这些表述对我们思考网络时代如何重建师生关系是有帮助的。